四、专家：标准化与量化的操作者
基准分析法作为新公共管理的中心机制，它的产生建立在一种持续的误解上。为了让绩效成为一种既有效又合法的机制，关于绩效的协商制度方案应当是理想化的，并且以给绩效提供程序上的合法性为目的。这种程序上的合法性来源于上述制度方案允许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组织互动，确保协商的绩效机制是一种有效的集体认识成果或集体共识。
在实践中，标准化与量化的执行者不是民主革新者，而是专家与科学家。新公共管理正是这种情况，专家扮演的角色远远超过了简单的“翻译者或摆渡人”(Berrebi-Hoffmann & Grémion，2009)。他们作为真正意义上的标准化操作者，甚至作为几乎“独立”的调整权威介入管理活动（Thévenot，2010)。①
一种反对专家判断的价值论抵制趋势发生并发展着(Trépos，1996)。无论是在现代国家还是在所有承认量化知识生产①的政治形式中，都存在专家权威系统，就如同求助于某种具有法定地位的知识一样。专家由学者组成的内阁②作为独立权威对政府管理进行干预，他们脱离了政治监督和舆论批评（Trépos，2010)。所有的专家工作程序都依然是相对不透明的③，不同观点、意见、理论分歧和认识论差异都很少表现出来。专家掌握着关键点，这种机制存在于评估和测算的前期工作中，使得一种被客观化、合法有效并且即将投入使用的知识被放在了首位。这种内部专家权威的运行导致抵制专家的运动越发成为一种空想（Bardet&Jany-Catrice，2010)。不仅如此，专家还成了管理绩效、经济学和计量学的代言人（Muniesa&Callon，2009）。①
总体绩效：资本主义新精神
①Gori和Volgo认为，“专家们可以说是我们今天新奴役制度的司书录事”(Gori,2009;Gori&Del Volgo，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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