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能会想要讨论一下这些技术性机制的效果，例如法布里斯·巴尔代(FabriceBardet，2009)就研究了城市排行榜。他认为，作为基准分析法的终极形式，排行榜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科学政治的结果，但其应用和效果却更加分散。他举了一个例子，城市排行榜作为一种认知机制，导致了城市间通过指标显示的吸引程度的竞争，而医院排行榜也同样造成了医疗机构的竞争。政府的活动通过这种方式生效并且合理化了。排行榜就如同是一种讨价还价后的善后机制。我们可能会同意这种分析，但关于基准分析法绩效特征的研究却是令人信服的。在缺乏市场价格因素的条件下，公共机构个人和集体绩效的指标发挥着调节竞争的作用。这些指标成为实体机构竞争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实体机构某种程度上和谐相处，并且围绕竞争以外的其他驱动因素建立起合作关系。
第四章“现代化”国家的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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