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RobertSalais（2010）也指出，在就业政策中，过度指向性的政策要求提高业绩数据，这就造成了社会对绩效的追求，这种追求与社会公平是相矛盾的。然而，指标不仅仅简化了现实，它还体现着政治观。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对公民的世界观形成发挥着作用，而这种世界观改变了公民的行为，让他们追求既定的目标。因此，存在着这样一种集体责任，它通过数据来塑造对现实的反映，也就是我们关注的绩效。
日渐发展的量化趋势，如同演讲中优秀的论据，而作为其背景的社会则失去了大部分协商对话、形成共识的能力，这样的社会在狂热地追求数据的同时徒劳地，或者说拒绝接受合作地重建一种信心。显然，这种信心对于制定指标来说是一个核心问题，因为数据指标的建立维持着激励制度。
绩效和超越是将统计与民主联系起来的问题之一。对此，有许多例子虽然没有以正确方式谈论绩效，但都对统计和民主的关系提出了问题。例如2007年实行的种族调查。由这个争论焦点引发的问题在于统计的双重能力：首先是一种知识解放能力，它同时也是一种工具化和操作的能力。如今依赖总体绩效方式的治理形式披着不严谨的、虚假的科学外套，超越了任何质疑。这个问题，以总体绩效系统为例，作为个人解放的源泉、个人奋斗的组成部分却并非他人强加的约束形式，该如何利用这些自主机制的统计产物呢？这需要同时考虑到建立计量程序的社会政治条件、挑选指标的社会实践，以及绩效所依据的指标的社会政治用途。这对于族裔统计和绩效指标都是值得的。思考建立指标的社会政治条件需要从指标的合法性和民主性的角度考察。
第五章 绩效与量化
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