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这种科学性的包装是一种表征，它表明了数据没有能力恢复辩论的权利，甚至掩盖了关于经济活动目的性的辩论。这就导致调节个体关系之间压力的任务被交给了官员，无论这种关系是否“属于行政活动”(Weller，1998)。在许多主要由女性从事的服务活动中，通常是服务链末端的劳动者们负责调解一些不可调和的矛盾，产生这些矛盾的原因是工业主义逻辑与便民服务的特殊性质的对立。
作为这一切的总结，我们还要强调在这些变化和总体绩效的发展中经济专家们所负的责任。主流经济以及帮助这种经济模式取得合法性并推广开来的操作者，通过突出个人主义、工具化理性以及对个人福利的追求，加剧了经济活动与其本质意义之间不断增长的压力。
这种局面是不可避免的吗？我们在下文中会说明，过度依赖总体绩效的社会条件并不是必然的。有一些方法可以让我们走出这种僵局，只要我们重新思考一下民主。
第五章 绩效与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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