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这种模式是协商式的，它的目标便是在共同协商的基础上达成集体妥协的成果，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是非强制的。当然，这种协商的具体模式可以根据不同的领域和层级有所区别。在某些情况中，它与企业所使用的传统、正式的社会对话相类似。在其他情况中，则为了突出民主审议的形式而根据各种经验摸索着设计出新的模式，这些模式有时候披上“民主审议”的外衣，即一种“通过对话来摆脱剥夺了公民话语权的代表团民主和局限在专家世界的科学性这两种灾难”（Zimmermann，2004)。
绩效指标的适用过程是由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争论所推动的，它不是一个标准的程序，但总是关系到公共政策工具的合法性。它一开始由研究量化的社会学家（Chiapello&Desrosières,2006)与政治学家(Lascoumes &Le Galès,2004）广泛采用并做出评定，并且在整个工作中，指标绝不是中立的，它是验证过程中各种选择、摸索与争论的结果，指标总是体现着世界观与社会选择。
总体绩效：资本主义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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