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绩效指标建立过程中，集体特性主要源于由公民组成的团体。在这种情况下，规定公共财产，赋予公共财产价值并负责保护的任务由集体来承担。这种做法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在对于财富指标变化的研究中，这种情况已经被许多作者提及了，比如Méda(1999)、Viveret(2003)、Gadrey(2003)的独立研究和 Gaderey与Jany-Ca-trice（2006）的共同研究。这些研究的共同点是都建立了一种集体福利的概念，它不可以被简化为个人福利的总量这种集体福利承认公共遗产（自然遗产和社会遗产）的存在，“它被交到每一代人的手中，继承人应当清点这些遗产，并观察它的变化” (Méda, 2008; Jany - Catrice &Méda，2010)。那么，要如何来考虑涉及公共财产、整理利益和集体遗产的总体变化呢？
这种研究的好处是没有将内部概念和外部问题相分离。内部问题在于对预测量技术配置、组成部分的选择、测算区域的划定、数据来源以及计算透明度的思考。而外部问题则强调的是设计与应用工具的历史背景、机制取得合法性和社会有效性的过程及其因素、同盟网络、争论和反对意见。
在协商体制中，集体通过混合论坛的方式做出决策，这个概念由Michel Callon、Pierre Lascoumes和 Yannick Bar-the（2001）所设计，指的是辩论与商讨的开放空间，在这类论坛中专家和公民的言论被一视同仁，决议的过程特别受注重。经济主体通过讨论诸如什么是“领土财产”和“所有人的福利”等问题最终集体做出合理的决策。
第六章 绩效体制的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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