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的公共服务的效率和绩效的评估才以复杂的方式被提出。
我们在下文中更详细地来讨论这个体制。
三、审议体制
审议体制的认识论基础不再仅仅考查个人，而是让公民有意识地参与到针对公共财富的集体思考中公共财富需要被认定、估算与保护。在第一种情况中，社会的代表被限制为一定数量但没有具体内涵的代理人，他们按照工具化的理性最大限度地追求个人利益；而在第二种情况中，公民是有具体定位的经济实体，是城市的一员，他们承认权利与义务的原则，并对公共财产具有某种观点，这种观点可以是不断变化的，而且必须是其唯一的要求。与根据代理人个人初始偏好的代表方式非常不同，这种审议体制的最首要特征是公民的代表不是固定的，代表们需要面对和参与争论，花费时间来完善思想、互相理解，通过这种方式建立能被认可的公众利益空间。这种公众利益空间会持续地面对质疑，它可以表明一个活动（比如生产活动）的集体意图。这就设定了行为规则，通过这种方式就有分歧的目标达成一致，以具有活力的方式超越目标。
要评估组织机构的经济与社会效用、社会绩效或者全国范围内的集体福利贡献，这个数量众多、错综复杂的问题提供了一些方法，这些方法可能并不是能够复制的答案，但至少是一种提出挑战的方式。直到20世纪80年代，个人效用总量都被认为能够作为集体或社会效用的度量。既然事实并非如此，就需要发挥申请仲裁的程序合法性，让多数人支持的观点生效。正是在这种情况中决议的社会可接受性胜过了社会最优性，正如我们假设的一样。在这种情况中，到底是什么突出了合理性、“交际行动”与行为准则(Habermas，1992)，对于这个问题，人们重建了辩论的角斗场并参与了论战。
总体绩效：资本主义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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