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估一个机构的社会效用的过程被与多维标准的结果本身同样重要，这是由于这个过程可以产生动力，并且具有适应性，还能取得合法性。在这方面，民主对话同样存在走捷径的风险，这是由于技术官僚想要通过建立指标的方式来定义什么是“社会效用”。于是，这种体制要么会脱离实际，要么会成为公共合法性的“双重代理”。
在所有的情况中，参与过程所产生的集体智慧最后总是承认质量的重要性。无论是由于联合活动与目的的差异性，由于实体自我评价及过程的重要性，还是由于当提到公民、社会公平、个人与集体的发展、保护自然这些方面的伟大时，被量化的伟大（限制为“频率”“密度”“数量”等）无论如何也不会消耗被鉴别出的伟大本身。这些宏观的定位应当最低限度地与质量结合在一起，通过社会学调查得出政府、劳动者与志愿服务者等的行动轨迹。所有这些“不可由数字计算的”，以及可以被合法地承认为社会贡献，作为社会的剩余价值的，包括恢复个人与集体的反应能力、被找回的个人尊严、与利益相关者共同进行的内部与外部管理、内外关系的质量、批判精神的建立、符合需求的程度等，都应该能够通过重新恢复质量调查的方式被揭示和构建。如同一种被共享的公共知识的元素，目标是取得“精确性与社会公平性”(Salais，2010)。
第六章绩效体制的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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