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绩效的强制性表现为可以与资本主义新精神（Boltanski&Chiapello，1999）相比的，不断发展的个人自治与责任化。在这本书中我们通过给绩效冠以“总体”之名，在DaniloMartuccelli之后强调了处于支配地位的不再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是规则的扩散以及对“约束性责任制”的屈服（Martuccelli，2004）。绩效指标由不同领域的专家生产的数据来体现，它巧妙地具备了一种认识论中立性，非常易于让人服从，看起来又没有强制性。追求将计算理性与所有的制度层次相结合的做法，无论这些制度层次是来自于测算，还是来自于象征机制或调整机制，都参与了总体绩效的计划。
同样，对具体的绩效机制及其变化的分析为我们考察合作的模式以及是什么产生了权威（Thévenot，2010）提供了契机。这种具体的分析让我们能够通过两条结构性分割线研究并存的多种绩效体制。一方面是接受绩效评判劳动行为的单一维度或多维度的特性；另一方面是产生数据指标规范的社会政治条件。
结论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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