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是打算以这两点为基础给这本书作一个总结。
首先，我们强调，揭示数据绩效的异化结构，是民主的一个关键问题。在总体绩效的教义下，个人的、功利的、商业的意识形态越来越多地决定着选择，并且渗透到社会的所有缝隙中。
然后，我们提出以到一种不同的方式来思考社会的终极性，这种方式是过渡性的，它表现为多种多样的抵制形式：对过度量化的抵制（Viveret，2003），对不受测算控制的人被“取消比赛资格”（Ogien，2010）的抵制，甚至对数据的表面中立性的抵制。①
接下来，我们强调了对产生数据指标规范的社会条件的分析，这种分析更普遍地涉及建立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好的，甚至什么是美的等权威标准时民主开放程度的问题。对财富（Méda，1999；2008）或机构公共财产、领土甚至国家的重新定义只能是共同约定的成果，这就需要对实体和社会力量参与构建的模式（Gadrey，2005）做出比这本书里更多的分析。简而言之，需要探索集体选择的民主性。无论它采取的形式是对财富新指标的寻求，还是对福利的测算，或是可持续发展，在这方面，已经出现了众多探索。在布列塔尼地区，在卢瓦尔河地区，在加尔省或是北部一加来海峡地区，这些实验①的目的是脱离指标的决定论，并且更新对民主的思考，这种更新以鉴别与保护基本权、公共财产、公众利益，以及能体现民主的指标等问题为基础。这些实验以自己的方式转变了人们对什么是“有绩效”的认知，并为其多元化提供了民主合法性。
总体绩效：资本主义新精神
①由经济学家和工会主义者集体呼吁的，围绕着“公民审计”的债务问题，很大程度上参与了这种抵制用心险恶的经济绩效及其数据指标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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