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将继续做深度研究，并将揭示量化的普遍化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在从“估算时代”到“测度时代”的体制性转变中，量化伴随着测度的“数字时代”(Beau，Prévoste，2000)而发展。数字时代最大的特色就是将数字应用到了人类生活中所遇到且要研究的“所有”问题：工作，业余活动，以及隐私、个人或公开场合的生活。
总体绩效机制的出现可能与四种同时产生的最为成功的变革相似。同时，总体绩效机制也逐渐替代了联合绩效、专项绩效与多元绩效，无论是在工作绩效评估方面(Dejours，2003)，还是在公共政策绩效评估领域(Monni-er,2002)。
然而这种发展新趋势，即我们所命名的总体绩效，与其他多种绩效机制是可以兼容并存的。这一点我们在第六章中一定会有所阐明。这种兼容并存一方面可能与过去机制（福特主义机制）的弹性相关，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与改变中的该领域的抗拒性相关。与抗拒性相关的支持者至少暂时认为：一些效率或者绩效的评定模式应该被确认，有时甚至应该被鼓励。他们坚持这种抗拒性的发展趋势，是因为要提出两个条件：第一，绩效不应该被视为只具有单一模式，而应该被视为存在多样性（定义上的多样性、目标的多样性、接受目标可能存在的矛盾，以及从不同视角如政治—看待问题；第二，已被确认的绩效模式的合法性应该取决于一个长期检验的过程。至此，绩效制度的定义包含了它所拥有的所有意项：它是一项社会建构中的成果，这项社会建构倚靠基于目标和实现方法的契约，倚靠测度和评估方式上的事先达成的协议。
总体绩效：资本主义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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