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体制、消费以及社会关系的这种结构性变革，从长远来看，并未损耗掉影响整体绩效发展的所有积极要素。这种变革与政府实施“改革”的动力紧紧联系在一起，而且正如文森特·德·高乐雅克（Vincent de Gaulejac)所提出的那样，与“量化症(参见美国社会学家皮提瑞姆·索罗金(Pitirim Sorokin)的作品，他对这一概念有着权威的解释。)”的动机也密切相关。量化症是对数据与量化的一种狂热追求，是一种“测量上的病态执念”(Vincent deGaulejac，2005?;2011，P.188)。在国家的“现代化”趋势（详见第四章）之后，与我们所料不同的是：多种态度交叉叠加的越发深入。寄希望于评估公共政策以带来良好效果的人，认为这具有程序性正确的特点；而与之相反，更看重效益及其指数的人则将其在公共行为选择之前或之后合法化。这种双重判断标准带来大量麻烦。对公共政策和绩效测度上的评估态度的矛盾，正是建构主义和现实主义观点产生差异和混乱的源头。这个矛盾一方面维护着测度观点上的非政府主义特点，另一方面又在个人问题还是集体问题上保持模棱两可的态度。资本主义及其内部协调上的操盘手们(其中，经济学家与管理者是顶级操盘手)。在个人和社会两个层面上不时转换着观点。比如，他们提出个人绩效的积累可以产生社会和集体绩效，然而同时却忽视了公共财产的确认与维护问题。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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