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转折点，如果这样讲的话，一如既往地忽略或掩盖了改变生产性劳动以及人与机器的关系的深刻意义，忽略或掩盖了这个转折点以始料不及的方式对日常生活造成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是赤裸裸的，也是不易察觉的；既是明显的，也是难以捉摸的；既是保守的，也是具有颠覆性的；既是平凡的，也是梦幻般的。意识危机，以及首要的信心危机，趋向于削弱日常生活与管理日常生活主要机构的关系。有关政治和日常生活问题上的共识日趋模糊起来，政治家在做演讲时，礼貌地涉及政治和日常生活问题上的共识。那时，专家称那些管理日常生活的政府机构“功能失调”或“负面影响”，但是，人们一般还是认为，大机关—法院、税务局、军队、学术、社会保障、警察，等等—都在履行他们的职责。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失败和维希政府接踵而至，政治和日常生活问题上的共识在法国烟消云散了。它于解放后恢复，1968年受到震动，此后，政治和日常生活问题上的共识重新获得了某种活力。为什么？借助所有社会阶级和阶层都同意的增长，它们都认为，它们是受益者。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只要以指数为目标的增长还在继续，“进步”就会给一些人带来相当大的红利，同时让另一些人的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因为我们生产着这些需要，同时，我们还生产着旨在满足这些需要的物品，所以，我们能够预测需要。但是，增长成果的分配事实上是极端不平等的。随着这个相对而言没有障碍的增长的结束，有关既成秩序的共识也开始分崩离析，这种状态预示着“民主地”依靠这种共识的那些人产生了怀疑。
自这种决定性时刻出现以来，情形一直趋向于上下颠倒。弱势的、被社会抛弃的人们放弃了技术和科学革命给他们带来的希望，也就是说，对无限增长不再抱有幻想。人们开始从所有方面指责现存的制度，要它们对所有的错觉和破坏负责。制度层面和日常生活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多。没有批判性认识或者没有对正在物化的不满做出系统阐述的基础，那些对现存制度的指责，事实上和表面上，都是偏激的。官僚制度，一种冷酷的和没有效率的层次结构，既庞大臃肿，又缺乏灵活性，它的可怕之处有目共睹。这样，批判性思考志在必得。另外，怀疑不仅针对官方机构，也扩张到了其他组织，如工会。在作为实际经历的、民族和政治社区的民主中，在以一组机构形式显现的国家中，个人与群体之间的联系，这些个人、群体与民族（觉察到的和感觉到的身份）之间的联系，变得模糊了，需要实施深刻的改革。社会信任不能被放到遥不可及的机构上，而应被投入身边的、地方的事物：社会信任发生在一个十分确定的地方；社会信任可以直接感受到；人们可以对社会信任产生影响，对就社会信任说了算的人们产生影响；社会信任应该可以躲开权力的操纵和干扰，因为社会信任有自己的组织能力，对社会信任说了算的人们是理智的和敏感的。总之，社会信任与日常生活紧紧靠在一起。
第二章 不连续性
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