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当事人以他们的方式描绘着未知的领域，同时构造外在于主要现存网络的二级置换和替代部门。为了避免陷入双轨制社会，把握优势，摆脱不利后果，好像日常生活中的人们真的预计到了双轨制社会的到来：一方面，支配性的已经建立起来的部门；另一方面，外部的部门，兼职的，直接交换和易货，采用或多或少的地下的合同。有时，这种情况产生了这样的印象，即“地下的”关系并不外在于公开的支配性关系，而是渗透到支配性关系中，而且让支配性关系生机勃勃。
这种分析接受了“双轨制社会”的许多特征，但是，没有承认“双轨制社会”的中心论点：两个社会部分的分裂。如果这种分析真的承认了“双轨制社会”的中心论点，它就会反对“双轨制社会”使用差别概念。①
一方面，这种有些错位的共识给约束留下了空间，国家应该认为这样的共识是适当的；另一方面，这种有些错位的共识给多种思想趋势—收敛的和发散的——留下了空间。这些观念和观点趋势，也就是说，表达的趋势，与社会阶级和阶层相关，当然，这些观念和观点趋势并不符合社会阶级和阶层。不同于阶级意义分类的“分类”正在出现，当然，从结构上巩固这种分类还不明显；这两种分类同时存在，但并非没有方法论和理论上的问题。多种观点趋势，多种生活方式上的趋势，标志了日常生活，但是，没有取消日常生活概念。同一性没有消失，同一性代替了消失的共识。官方的保障措施不足以消除人们的不确定、担心和恐惧，而这种不确定、担心和恐惧推动了行为上的新现实主义：人们（日常生活的人）开始更崇尚权力，而不是知识。当知识与权力发生冲突时，知识丧失了它曾经有的斯文。当然，权威还必须与能力结合在一起。不计代价地要求保障产生了相反的愿望：一部分年轻人兴起了尝试风险的念头，也就是说，尝试没有保障的生活。同时，这种倾向曾经被认为过时了，实际上，这种倾向正在进行中，正在增强：在一定的观念倾向中，尝试没有保障的生活寄希望于技术，最近的技术将让社会免除已经建立起来的监管和专横的保护。这种期望有时转变成了政治目标：控制来自下边的信息和信息技术的社会化。随之而来的是意识形态的贬值，这种情况已经发生若干次了。马克思主义也不能幸免：虽然马克思积极地追逐甚至开创了意识形态批判，但是，马克思的理论思想还是被认为是意识形态的，有时作为意识形态的典型。反之，人们不认为技术官僚的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宗教给日常生活提供了规范，实际上，技术官僚的意识形态超出了宗教。显而易见，我们这里所说的是社会倾向和趋势。
第二章 不连续性
① André Gorz, Farewell to the Working Class, trans. Michael Sonenscher, Pluto Press, London 1982; René Lourau , Le Lapsus des intellectuels, Paris 1981, esp. pp. 244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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