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许多学术团体一直都研究不同方向上日常生活的改变，当然，它们的影响正在扩大，正在逐渐成为主流（在微观层次上，新的劳动家庭分工，日常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家庭分工，等等)。
(b)试图从科学上，亦即按照科学性的意识形态，用区别(distinction)替代差异，没有讨论或争论，通过秘密的方式，把区别和差异混淆起来（事实上，区别和差异的概念是对立的：差异强调的是关系，区别强调的是分离)。什么是区别？一方面，一个抽象的分类和命名原则；另一方面，一个评价原则。区别概念的这两个方面难以分开。如同逻辑和伦理（或美学）之间的区别那样，区别概念现在还是模糊的。用区别概念理论化的现象，太容易从区别的滑到区分开的。这样，区别概念通过强调层次结构中的社会区分实现分割。区分很有可能发现和分析区别，使区别成为实证知识的一个对象。这样做的人们会使用区别来“分类”，假定“分类”具有严格的客观性，实际上，“分类”干预和改变了对象。我们只要使用人们相互区分他们自己的几种标志，就不用忧虑界定社会“阶级”的那些麻烦，使用区别这个概念就能把组织起来的人口在社会学上分出层次等级。这里，我们辨认了社会科学中一个古老的矛盾，一个似乎不复存在的方法论问题。曾经有一个时期，社会学家几乎完全倾向于客观的社会关系，生产和再生产的关系。只有当一个人宣称他自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等时，社会学家们才打算在资产阶级中、在农民之间、在工人阶级或中产阶级中，“分出”一个个人来。但是，没有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成员会宣称：“我是一个布尔乔亚………”恰恰相反，资本家坦率地回答说：“我在劳动，我是一个劳动者！”—的确不假，或不是完全如此。因为社会学家依然拒绝避开主观主义，所以，有必要提炼主观的标准。实际上，按照区别标准区分阶级的那些人总是面临风险，即如何把社会群体与他们自己联系起来，而不去解释他们与他们群体—知识分子—的联系，不去解释这个群体与社会之间的联系。通过消除区别和区分开的话语矛盾，把“类”与“分类”一致起来，以化解冲突。做区分的那些人的话语，被区分的那些人的话语，这两种话语是并列的，有时结合起来。这样，我们不再仅用意识形态承认的层次结构中的那些阶层和层次给社会群体定位，因为，在意识形态承认的层次结构中，我们几乎没有考虑社会的垂直和水平划分。
日常生活批判（第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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