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还有比把信息结构分解成多层次、多网络、多单元更好的事情。这个论题现在还掌握在技术官僚手中，其出发点不错，值得用来从技术上说明不同空间和时间组织的优势。在受到攻击或遇到突发事件时，不同的网络可以相互替代。这种为工程师预见的有差异的信息构造不约束子中心的自主运行，归根结底，这种有差异的信息构造并没有把子中心交给子中心的人。所以，它不会导致把自我管理引进信息技术。这些比较具有弹性的模式预计到了反力，但是，不过是为了“平衡”而不干扰真正的权力和决策中心。仅仅依靠技术不能够解决出现的问题，这个问题现在是政治的，将来也还会是政治的。在社会上，在艺术上，技术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它们之间一个根本的共同之处是，每一件事都依赖于如何使用技术，谁使用技术，以及为谁使用技术。如果真有可能，控制信息需要承认，细胞是一个活跃的生命，一种存在和社会形式，所以，细胞有能力自我决定。这里，我们再次遇到自我管理这样一个一般问题引起了某些更加复杂的问题。企业或领地这类自我管理单元的关系已经与市场和国家存在冲突。这些冲突的关系与这些单元和信息技术的关系交织在一起。在信息技术中，通过获得的内容和意义，自我管理会实现和具体化吗？技术和政治压力会把自我管理降至一个子虚乌有吗？如社会学家常常定义的那样，人群的一贯性不过是一个理想，压力群体是一个例外。一般来讲，一个社会群体只有在寻求控制它的存在、生活和生存条件，而且前后相继地这样做时，这个社会群体才是一个具体的存在。这就是自我管理如何定义的。
我们已经到了用有关信息技术的意识形态定义反对这些信息技术意识形态定义的阶段：信息不具有把意义赋予不具有那种意义的事物的品质和能力，或者说，信息不具有把意义赋予已经丧失了那种意义的事物的品质和能力。相反，信息技术通过符号替代价值，通过结合替代整体性，通过消息替代活生生的文字，这样，信息技术真的会完全摧毁意义。随着意义的结束，真的什么都没有意义，信息也不例外。(此时还有例外可言吗?)果真如此，意义的恢复可能会来自何处呢？
日常生活批判（第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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