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进一步强调这种动态机制的具体特征。资本不得不持续地重新吸纳工人拒绝异化的一定水平。资本内在的再结构化既是发展的需求，也是对工人回应的神秘化。让我们举个例子。在1848年的法国，社会机构所围绕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作为解决资产阶级内在问题的方案而产生的，是由发展的必要性所驱动的，而这种发展之前为残余的贵族特权所阻碍。然而这个共和国的诞生采取了如下形式:资产阶级将无产阶级自治的现实案例进行整合，作为遏制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革命怪物(revolution-arymonster)的势力而出现(见马克思，《法兰西内战》)。自从那时开始，每一场资产阶级革命都具有无产阶级的面相，而每一个对资产阶级力量的政治中介都是由当时的工人拒绝和斗争水平所引发的或者说所赋予的—这被引向不得不然的解决方案，以进一步深化资本家总体权力的集中化与合理化。每一场危机和资产阶级每一次的再结构化都会昭示有待遏制的颠覆性潜能，但同时这种潜能也不可避免地被推向前进。即便当工人阶级有组织的运动浮出水面—以历史的形式出现，如工会和政党——其所采取的形式也是内在于资本的发展及其政治和经济的机构中的。且只能在那里出现。
作为有组织的运动，工人阶级完全内在于资本的组织中，后者也是对社会的组织。其口号和意识形态机器以及官僚机器都是位于资产阶级发展辩证法之内的要素。因此工人阶级与其有组织的运动之间的关系是具有二重性和含混性的，正如工人阶级与资本的关系一样。这种关系在两种环节之间游移变动：一个是纯粹偶然的环节；而在另一个环节，现有的组织形式、组织口号以及意识形态——尽管是由工人阶级施加的——都随着资本改良主义的单一发展水平而烟消云散了。因为这个阶级不断展开其革命斗争，它超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单一阶段，而在超越过程中，也会超越与这些阶段相一致的、由历史所规定的自身组织的形式从而创造出新的更为先进、更为全面的形式，并且为工人阶级斗争规定新的目标。资产阶级的扬弃会焚毁无产阶级的口号和历史组织，将它们冻结在其自身发展的单一水平上；工人阶级的扬弃也会焚毁资本发展连续性的水平，同时再度提出使其断裂并被替代的提议。
第三章 宪法中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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