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绝非巧合的是，(从这个视角来看)主导性政治力量的概念深化可以将之理解为排除了任何可能的相对主义阐释——最终可以发展出一个在秩序安排中起作用的各种政治力量的总体概念。从而可以推论，通过有意识地消灭对现存关系的任何残余规定——这些规定现在被呈现为发挥作用的政治力量的未被规定的总体性来说，同时也通过将物质构成构型为权力形式性正当性的简单基础和制约要素时，这个深化过程宣告完成。另外，因为对不再具有广度而是具有强度的主导性政治力量(在对这种力量的使用中，重点落在政治力量统治的具体性上)的定义，重复或者双重化的风险依然存在。于是宪法基础的社会学模式就复制了主导性政治力量的概念并且有陷入极端相对主义的风险。
因此有必要超越这种方法并且具体地以根本的方式来定义对社会政治维度的参考，同时揭示其内容。新的方法应该自然而然地跟随科学的内在趋势去解决自身的问题—即正确地定义事实与规范之间的接触点的问题，在物质上将对权力的法律组织与对权力的社会结构化关联起来，同时又避免形式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偏差。在对其不足进行批判后，我们应该时刻牢记对实质创构理论的分析所提供的必要与正确的前提。
当意大利宪法引入劳动的概念并且在社会现实中追踪其核心地位时，它为宪法科学提供了超越其困境的可能。这种分析揭示劳动的概念完全覆盖了社会现实，同时重复其实存性的和规范性的言说。现在我们可以为先前提出的问题给予充分的回应，因为劳动提供了权力秩序的实存基础—这种权力可以在形式宪法中通过法律到组织，在宪法实施的过程将这种构成激活为发动机(以及对其修订的制约)，并且对这种秩序安排赋予意义和统一性。当劳动被视为社会层面的生产性力量，以及对劳动的组织渗透进社会一工厂的总体，必要的前提都可以满足。它们无论如何都不再是二元性的，因为如果说劳动过程渗透进社会的总体，那么权利完全就寄居在劳动之中。这样一来，我们最开始所面对的概念的一般性(genericness)和相对主义的制约要素现在都可以彻底清除了，因为劳动过程——就其与资本主义驱使劳动价值增殖的过程结合在一起的意义上说——既提供了言说权力的图示，又提供了行使权力的内在正当化，与之相伴的还有社会中实质上不平等的相对理论。没有这个基础的话，这些现象只能被神秘化或者毫无批判性地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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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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