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让我们聚焦于第一点。我们应该注意到，最近法律科学加速了渊源的一体化进程，并且对社会现实的运动趋势也采取接受的态度虽然有时自身并不情愿。通过这种方式，这也促进了传统上对这个问题论述的去神秘化。事实上，传统呈现了一系列的指向权利基础的命题，这个基础以一系列实质定义的形式让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发挥作用，随后消灭它们，毫无批判性地将它们混在一起。特别是正如博比奥所注意到的(《法哲学讲座》[Lezioni di filosofia di diritto],第51 页及其后),权利的渊源问题被呈现为三种面相:作为法律规范根源的问题；作为法律安排形成的问题;最后，处于从属和隐蔽地位，通常是暗中被消灭的，作为社会权威形成的问题—这种权威能够为规范提供正当性和有效性，从而支持它们的安排。然而我们应该注意到，这并不是因为巧合才发生。事实上，只要法律体系毫无疑虑与悔意地采纳被赋予的社会秩序，那么完全就没有必要提出社会权威的形成和正当性问题。我们可以借用政治史学的术语将法律实证主义时期称为“安定的时代”(the era of security)——对秩序安排的社会与政治预设有着安定的信念，确信法律体系在当下已经完善，或者具有无限的可完善性。黑格尔和康德虽然有所不同，但都是这个时代的守护精神。所谓的渊源问题不是先于而是后于这个体系的构建而产生，并且与如下需求相关联，不是建立体系而是以一锤定音的方式来定义这个体系的需求。这里需要回顾一下:在工厂—社会的发展将科学带入资本的领域之前，资产阶级科学世界的统一性一直都是形式性的和意识形态性的。结果就是，体系预示了自己的物质性基底(substrate)，而渊源被安排所定义,不仅仅是在如下显而易见的意义上，即每一个体系都定义了自己的生产性机制，更是在如下意义上，即这样一种机制被采纳只是因为它会服务于体系先行想好的利益，而这样的事实让我们认为，这些渊源尽管是功能性的，但并不是具体的。极而言之，似乎是体系创造了渊源。①另一方面，那些“讲究实际的”法学家似乎并没有质疑如下事实，即在对安排的定义以及对其不同层级的稳定化(valorization)之后，对渊源的提及——如果说不仅仅是精致的装饰——自然是对可能看起来没有根据的体系进行装饰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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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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