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取得优越地位，并且被欢呼为社会价值增殖独一无二的标准，这对权利领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影响，我们在接下来的部分会追踪这些影响。最开始让我们感兴趣的是那些处理权利的生产方式的后果。事实上我们应该认识到，这是权利与社会之间各种接触点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因为解释与管辖权的实践不断需要去与现实“算账”——被置于体系中各个层面，有着面对更少危险的存在，或者说因为在司法上已经非常重要的前提而得到更多保护。法律的生产开启了一个对权利来说完全陌生的世界，但这个世界必须基于权利才能得到理解。这种关系牵涉到不对等力量之间的斗争，由此而产生的权利必然是屈从，或者说不得不服从生产它的现实。另一方面，法律科学因为这种法律生产的不稳定状况而受到伤害，因此它总是试图将生产问题确定为不相干的问题——结果总是徒劳无功。没有一种形式主义是如此纯粹，以至于不需要预设一个根本性的规范，这种规范在实质上因为社会安排的历史语境而具备自身的特征。因此，实质上的预设最终不可避免地再度出现了，作为不可控制的残余出现在形式性秩序安排的各个层面。认识到这一事实，当代法律科学更愿意追踪新的境况，并且逐渐让自己适应新的境况。这是一个尚没有彻底完成的艰难而复杂的过程。我们会对其进行阐释，在牢记其当下制约要素的同时尝试指出其趋势。最初，我们可以以两种根本性的方式去体会实质上的劳动主义只能将权利生产作为自己独一无二的基础：就基础的独一无二性来说，它要求权利生产体系的统一性；就其在物质上得到定义并且在历史上得到规定来说，这个基础在生产体系上安排了具体的模式。因此，首先，我们必须研究劳动主义基础的统一化加诸于权利生产之上的一般形式，其次，我们会转向这种生产的特殊模式。
第三章 宪法中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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