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这可以通过直面生产性渊源和认知性渊源之间的区分并且对其进行去神秘化来完成。②通过对渊源概念的决定性区分，体系自决中一片明显的边缘地带得以维系，而对生产性行为的定义在规范起源的简单时刻所具有的非常狭窄的界限和规划之间，宣告完成了。由社会权威在构建的过程中所投注的规范被转移，并且只是在形式上得到联结。事实上，只要通过这种形式，奠基性的威权主义秩序安排没有重复奠基性的实在秩序安排，秩序安排就会复制自己。③有了对这两种渊源的区分，与渊源的一体化以及生产性行动本质相关的考察的深化就有可能变得毫无用处，因为——考虑到因为认知过程自主性而让给体系的一点自主性——体系可以恢复自己在物质基础的站位，让其效果不能发挥作用，或者至少损害其效果。这只是一种风险，但我们应该补充，这是一种精心计算出来的风险；事实上，在其所有具体功能之外，这种区分之所有起到作用根本上是因为它是最后的抵抗:抵抗将法律实证性称为历史实证性，并且将形式框架带回到其历史基础。①但是这种区分如何在这种深度一体化的法律构型中，在其起源和发展中，通过资本主义整合的一体化的范畴而得到维持？尽管理论紧紧抓住这个区分，以期拯救其科学自主性的传统，但在这里，实践被赋予了激发这个立场的确定危机的作用。在解释的实践中，尤其是当不同的秩序安排受到挑战，被强加于人或者被混淆时，很明显的是，渊源的概念和体系纯粹是相对的，不可能在单一的秩序安排的历史预计之外来指认它们。即便对定义的持续任务来说，在单一秩序安排的有限基础上，传统的形式性的历史性和等级性的标准是不够的。它们被体系的相对本性所扭曲。只有秩序安排的物质基础才能够让其从混乱和不确定性中拯救出来，只要那个基础被呈现为在实存上具有确定性(existentiallydeterminate)、在规范上具有规定性(normatively determinant)①
140
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
86
①见博比奥，《法哲学讲座》，第52 页；以及卡雷卢蒂(Francesco Car-nelutti),《民事诉讼法体系》(Sistema di diritto processuale civile)第1 卷，第 25段。
②博比奥对这两种渊源的类型进行了定义。“通过定义生产性渊源，我们这样理解渊源，通过这种渊源，司法规范—甚至是那些源自认知性渊源的规范承载它们强制性力量……所谓的认知性渊源指的是产生法律规范知识的渊源。”(《法哲学讲座》，第61页)卡亚尼补充说：“我们所理解的认识性渊源是让规则的知识成为可能的模式，而这些规则本身源自生产性渊源。”(《论单一文本的法律本质》，第45页)对这个问题的一般性讨论，见科达奇-皮萨奈里(GiuseppeCodacci-Pisanelli)，《知识的渊源与生产的渊源》(“Fonti di cognizione e fonti di produzione”)。
③莫塔蒂对这种二元论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见《实在意义上的宪法》，第35页及其后。在严格的社会学意义上，库里切(A.M.Koulicher)坚持自然伴随着“宪法权利来源多元性”的宪法安排的多元性，尽管他自己后来要求对这种二元论进行持续的和解，参见《宪法中渊源的多元性》(“La multiplicité dessources, en droit constitutionn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