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权利生产的过程现在完全成为一个双边性的规范进程；它是对基于共识、基于冲突各方达成的社会协议的命令的定义。因此它更为清楚地揭示了不是决定实质性的规范，而是决定致力于让规范适用于具体案例的冲突解决的程序的趋势，从而在立法、行政和司法行动复杂且持续的综合中生产权利。
很显然，所有这些都是在非常特别的语境下发生的，而且我们有意识地通过案例来推进我们的分析。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自主性的表现依然处于服从状态。这种经验的价值根本在于如下事实：它在工业社会中承认并且采纳了社会关系的冲突性和辩证性特征，并且最终，构型或者塑造了生产的特有张力和模态。这种经验之所以有价值，也是因为就其清除了所有的残余性的私人主义和社团主义幻象而言，它具有潜在的能力，能够投注整个社会以及整个社会的权利。即便劳动立法只是一个阶段，我们也不应忘记，在一个将劳动作为社会价值增殖独一无二标准的社会，这个阶段不可能只限于特定的考量;恰恰相反，它揭示了一种核心的倾向，并且被赋予了非同寻常的扩张性的力量。
另一方面，出现了很多尝试，在更为一般的层面上来重新总结劳动权利的经验。顺带一说，我们可以注意到，与宣布法条主义危机的骚动相伴随的，恰恰是试图去将权利的社会基础的某些模式进行一般化的尝试——这些模式是在劳动的世界中再度被发现的(首要参见《法源研究:惹尼纪念文集》)。无论如何，这些是不充分的尝试，(出于意识形态和技术上的原因)无法把握现象的复杂性和具体性质。事实上，“职业权力”和“公司权利”(cor-porativeright)将群体的规范性自主性上升到社会层面，而在这些群体中，我们看到了社会自治的基础。然而，自治经验中的辩证性和冲突性要素依然逃脱了这个框架，如此一来它就有了最终成为对权利和社会之间关系进行完美神秘化的风险(这在特定的历史境况下已经发生)。后来，尤其是在二战以后，当我们集体自主和经济自治的“意识形态”概念转向单纯的“技术性”概念时，这个过程所昭示的自主性的案例的核心特征就随之而逝了(见朱尼，第8页)。因此重点就转移到要去计划因此去深入资本主义整合的必要性之上，从而忽视了如下事实：正是相互冲突的群体的自治性对整合及其正确的运转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逐渐变得清晰的是，整合性国家的秩序安排和源自集体自治的对抗力量需要相互赋予对方以正当性。①这是在为资本主义整合劳动力过程所统治的国家中，将权利生产的正确理解模式向整个社会领域拓展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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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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