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考察集体性的契约如何倾向于在此过程中被消灭或转化，会很有意思。这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非常需要契约去规训冲突。将规范性进程应用于没有规定性和无法得到规定的先后关系系列——这种做法让集体契约区别于私人契约—同时应该转变为双边性规范进程的公式，这样所有私人主义的残留就从集体契约的传统概念中清除出去了。逐渐地，集体的契约性进程就让位给不确定的契约进程，后者一直处于开放过程，或者在单一环节封闭只是为了再度开启。这一进程进一步展开的路径也因此很快得到规定。取代实质性规范进程的，是解决独一的和越发难以预见的冲突的方案的程序代码、取代集体性契约性进程的，是让规范进程得以永久存续的集体行政管理，同时为了保障这个规范性进程，它确立了对工业冲突的集体管辖权，这样在持续的规范进程中对各种力量的统一化就能得到彻底的实现。①即便有了权利生产进程的统一化形象，我们依然需要去考察具体的生产模式。然而，作为总体性的秩序安排生产出权利这一事实已经是生产的具体规范。契约性的力量构成了“有能力进行规范性行为的共同体”，这恰恰是因为这些力量得到了统一，或者进一步说是因为它们坚持自己的存在，即具有对抗性，并且只是在过程的终点才具有共识性。②它们生产出权利的能力源自如下事实：它们在冲突中彼此分隔，但在双向的认识——即冲突无法避免，它们的对立面也无法被压制下去——中彼此捆绑。这就决定了生产模式:处于对等状态(parity)的生产，在对等状态中进行组织，并且“在对等状态中进行秩序安排，契约和责任借此就可以在社会力量的组织性工具的特定背景下，得到重新定义”(朱尼，《集体自治研究导论》，第116页)。作为规范和发展计划的权利，就从这种协议中产生，而这种协议(就机制得到完善而言)首先构成了达成协议的不断完善的进程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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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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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这个领域，正如在其他生活领域一样，是冲突本身导致了群体的形成和强化，并且确立了作为群体关系的相关社会关系，这是一个事实。可以肯定地说，冲突发展自群体关系，但与此同时，群体关系也发展自冲突，而劳动一管理层的争端会发展成群体之间的冲突，这比如下说法更为准确：它们从开始就具有此特征。”参见卡恩-弗罗因德(OttoKahn-Freund)，《群体之间的冲突和解决》(“Intergroup Conflicts and their Settlement”),第19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