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这种法律秩序安排的形象在理论上的发展，在这种秩序安排中，新的模式可以恰当地安置自己。其特征包括对法治国的形式(因此也是社会的)特征的强调，秩序安排统一化的案例(因此也是摧毁秩序安排中现有的二元对立)以及这样的认识，即在此过程中单一环节的对等关系应该完全提出来，从而实现因为这些同样环节的循环性言说而产生的秩序安排的统一——直至创造出在自身中包含其自身发展的标准和逻辑的自我驱动的总体性的意象。在这里，定义统一化的价值增殖过程的前提全部都给出了。
抽象劳动模式具体化的前提
否定以及对其进行价值重估的筹划
我们目前的讨论——即权利理论中的统一化进程——澄清了我们所称的新的国家模式的几项前提，这是将生产性劳动作为价值增殖唯一标准的社会资本的国家。在这个极端形式化的层级上，这个模式可以在内容的总体性中被推翻——或者说必须被推翻。虽然我们牢记这些前提，但我们依然处于可能性和前提的平面上，或者准确地说，处于形式观察的领域。绝非巧合的是，在罗斯抵达秩序安排的形式总体化过程的终点—这已经被扭转进秩序安排的实质总体性，并且抵达权利生产的系统性过程与权利生产的习俗性过程之间的对等化一他的论断依然只是一种论断(见第311页)。无论如何，问题依然是开放的，其解决方案只能源自对具体化的更为具体的条件的发现。我们必须去考察，法律总体性的形式模式如何能够成功地言说自身，并且在包纳社会总体性的物质性的同时也为后者所包纳。另一方面，尽管体系性的总体性——已然在形式的层面上——就其与现实的关系来说被昭示为开放性的，社会现实却被表征为分化的和流动的，而且基本上看起来完全无法将自己缝合进体系内。形式和抽象层面上的劳动一价值在其现实的活生生的运动中是一种统一化的力量，但在这里被描述为分化的、没有阐释清楚的且非常容易引起争端的。劳动通过其在抽象形式中的协议而创造出的统一性的肯定遭遇了由劳动具体形式所携带的否定:抽象所统一的内容，具体对其进行了分化。劳动力基础且自发的运动—用黑格尔式的意象来说拥有了自然必然性的盲目力量，并且具有了拒不服从的全部潜能，以至于能够公开反叛。这种否定在质上和量上随着社会层面上分离的增加而增加，同时也与抽象劳动自身力量的统一化和强化步调一致。抽象劳动在社会层面上所累积的发展规律的流动和断裂的神经症决定并掌握着整个社会。这种流动性在暗地里是一种拒不服从，而且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性想要强加严格的纪律时会起到这样的作用。资产阶级世界警惕这种经验，并且大声抗议异化(见前面的内容《社会资本与社会劳动》)。
第三章 宪法中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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