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强调这个结论。它表明了冲突性社会现实的决定性方向，但也证明，只要劳动权利还只是一种特别的特殊权利，无法在整个国家结构中收回，那么这种否定的力量依然强大。对否定的肯定化，即对否定的否定，只有当社会生活的总体性及其有效关系得到投注时，才会发生。只有在那时我们才能说，“国家权利至少是在劳动关系的领域中，可以丧失由多元的主导性利益所强加的上层建筑特征，并且表现为内在于对利益的解释的形式，这些解释来源于对这些同样利益的组织和平衡”(普罗斯佩雷蒂，《与经济生活变迁相关的劳动权利的发展》[“Lo sviluppo del dirit-to del lavoro in relazione alle modificazioni della vita economical"],第45页)。这仍然意味着，没有对否定环节的具体关注，理想的模型就无法让自己成为现实。否定是其转化成现实的关键。只有认识到否定，才有可能尝试重建——这种重建的特征只能来自由同样的否定所呈现的总体性的意义，在综合之上施加了精确的结构和具体的模态。
第三章 宪法中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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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种筹划似乎在与劳动相关的英国立法以及用于消除源自立法争 端的策略中得到了最为全面的应用。见马里奥·格朗蒂(Mario Grandi)， 《英国劳动争端的解决》(“La risoluzione delle controversie di lavoroin Gran Bretag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