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对劳动权利在后来要经历的阶段同样适用：在这些阶段中，劳工集体订立契约的原则成为根本性的，而劳动的民主则得到想象和接近。这里具体劳动所产生出的否定被塑造为集体性和一般性的。它首先以工团主义的形式得到组织，其次以政治的形式得到组织，并且将其有效的颠覆从有限的环境传播到对整个社会的规划中。从权利和权力的角度来看，如其所是地认识否定必须意味着对其肯定性地进行重估，并且将其置于一定位置，从而让其在积累过程中肯定性地发挥作用。否定性在肯定性中得到重估，作为发展的积极要素被萝卜和大棒驱使去行动。①这种重估只能由国家来进行，即在一般化的结构层次上进行，这种一般化的程度需要能将对抗的一般性包含在自身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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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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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并非巧合的是，有作者认识到，正是劳动权利形成的历史运动后来被包纳进宪法中，成为劳动的法律规训的分散但是有所关联的环节。意大利宪法或许在这方面是具有代表性的。见莫塔蒂《宪法中的劳动》，第160页及其后，第180页及其后，以及吉尔尼尼《劳动的宪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