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具体规定将我们引向了对模式第二个特征的考察。尽管最后来说否定无法在模式被给出，但否定却可以在任何时刻都在场。为了解决否定，模式表现出程序性的特征。我们不再处理对模型在形式上的重塑所具有的程序性特征，而是要处理在同样延续的对抗系列的基础上对均衡的持续、具体和积极的重建所具有的真实、具体和被决定的程序性特征。这里，如果不认识牵涉到的各个方面以及他们之间的对抗，那么权利就不可能存在—也就是说，就不会接受有效和具有效力的规范。无论这是对旧有的秩序安排的适应，还是对新的秩序安排的创造，均衡的决定只能是以程序性的方式而得到实现，从对牵涉各方的认识和中介中得到实现。①
我们应该对模型第二个特征有所坚持并予以推进。去考察所有的秩序安排的过程的展开，可能看起来是一种一般的表示，一种类比性的重塑或最高纲领，这取决于我们的视角(见赫茨，第12-13页)。这其实是一个事实，没有它，模型以及更为重要的，当下的资本主义发展就无法实现。在这个意义上，过程并没有整合而是替代了秩序安排的形成与合法性的传统意象。因此这个过程被用于替代程序，而“决心、运作和决断的逐步形成它们的主题并没有事先得到决定，它们的相互更迭并没有为法律规范所事先决定或确立为必然”则对立于“有着确定主题与职能的法案，这些法案的变迁事先就得到安排且前后具有因果关联，另外，这些法案得到了旨在形成决断或最终法案的规范性法案的事先决定”(普雷迪耶里[AlbertoPredieri]，《计划与构成》[Pianificazi-one e costituzione]，第 430 页)。虽然程序因此有着事先存在的逻辑现实，但过程却是沉浸在时间性的更迭中的(见本韦努蒂[F.Ben-venuti]，《行政职能、程序和过程》[“Funzioneamministrativea，procedimento，processo”])。在这个过程包纳矛盾的意义上，它完全具有辩证性。简言之，它是历史性地得到构型的充满了社会生产的物质性带给其形式解决图式的全部规定性。构成法律和宪法过程的内容是对社会劳动力流动性的价值重估。这是将具体劳动发疯式的混乱带回到抽象劳动的和解筹划中的机制。
第三章 宪法中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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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最为有用的提议来自恩斯特·赫茨(Ernst Herz)的《雇佣法中的索赔和规范》(Anspruch und Norm in Arbeitsrecht)。赫茨的分析很快就成功地超越了劳动权利方法的界限，并且把握了永恒的要素，在这些要素中，过程被引入国家的生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