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机制因为如下事实而成为可能，即抽象劳动依然是调和的参照点。在这种机制中，按时出现的或程序性的对抗必须将自己呈现为受到中介，即得到解决的。道路再度从这里开始一从通过中介上升节奏而抵达的统一性到在言说的下降节奏中发展而来的统一性：在第一种情况下是程序，在第二种情况下是组织。从历史来看，这些过程必须在抽象劳动中紧密结合在一起。在共识中得到安抚并且在统一性中得到重估的对抗的悖论，现在又颠倒性地在从统一性向组织的转变道路上，得到再生产。对抗再度出现并且重启了游戏。各种不同的环节结合在一起，绝非巧合的是，在陈旧的法律理论的语境中，我们谈及过程的传播，同时又强调契约和制度。这暗示了得到呈现的再统一化——理论需要与之理清关系，因为它施加了压力并且引爆了旧的理论武库。
对抗在共识中被安抚了——或者说，用法律的意象来说，过程在契约中得到了解决并且在机制中运动。不同的力量在遭遇各自颂扬自己的特殊的、具体的观点之后，又在协议、在赞同中相互调和了。这种赞同表现出社会的形象。当个体性再度得到安抚并且发现共同的交换条件(quid)时，同时也在社会交换条件中发现了共同的交换条件并且得到安抚—随着这种同意成为社会必然性(这种必然性由超越冲突性一定边界的共存的基本规范所强加)，就更是如此。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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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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