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必须说，这个过程似乎实现了主体的全面自由的理想，这种理想既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积极神话也是其原罪。这里我们不是触及了无政府的边界吗，起码就看起来国家没有被赋予任何事先想好的突出地位来说？采用社会中介的绝对视野难道看起来不会在计划的过程中排除国家的干预吗？在现实中，计划者在这里陷入一个奇怪的悖论，因为虽然随之产生的计划是国家的形式，允许其对位置和坐标进行一系列完全具体的干预，同时，过程被重新塑造为国家消亡的形式，塑造为与国家定义相关并且以国家定义为背景的社会定义的颂扬。这当然是一个奇怪的悖论，但是成熟资本的神话就是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如果不去麻烦这个积极的神话，资本就会冒险使用国家在计划中去触及压迫和权力的不可容忍的边界，从而排除了对其来说必不可少的恢复共识的边缘空间的可能。在其极限处，计划想要成为自由劳动的伊甸园：在群体中联合起来，在群体之间的关系中得到中介，在一般社会层面上得到组织，但总是自由劳动，自由地从一种中介走向下一个中介，只接受自身的法则，因此实现了自己的自由。
通过审视民主计划的图式，我们可以更为清楚地理解这一点。这里我们有一个完美且完整的循环。计划指数在国家的基础上出发(在将国家想象为过程出发点的虚构中)，并且作为最终结果回归国家。这个过程的发展意味着无数主体的参与，而这些主体从属于过程的总体性。协调的不同层级、对指数的修订过程、目标以及受控的相互对应物创造了这样一个关系网络——所有这些都是同样相关，或者说同样根本——以至于在现实中，过程的调节者可以是无限的，就像构成圆周的各个点。如果我们想要决定过程的单一中心，这只能通过惯例表现出来(例如可见普雷迪耶里，第219-220页，第417页及其后)。最为常见的惯例就是国家，但这只是一个惯例。这是一个通常对筹划有害的惯例，因为它冒险将一系列等级制的要素以及扭曲引入中介的过程中，而这个过程必须是非常具有流动性和连续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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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
① 这个结论已经由蒙高尼(Luigi Mengoni)在他对商业控制问题的分析 中得到权威性的说明。见《结构与公司等级的最新变化》(“Recenti mutamenti nella struttura e nella gerarchia dell'impresa”),特别是第 694 -69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