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在分析中优先处理公共支出的危机，因为它同时呈现了总危机中的积极(工人、集体的)要素和消极(资本主义操控)要素。然而，毫无疑问的是，这里对危机的分析将我们直接带回到了国家的形象以及国家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调节者的尊严的坍塌。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的悖论也实现了：国家越是成功地在自身之内解决市民社会与操控社会生产的强力之间的冲突，这个解决方案在辩证的意义上就越发变得不确定，工人阶级就越是现实地昭示出其对于社会所取得的领导权。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革命计划就存活在这个矛盾与可能性之中。
体制性工人运动在意识形态上的破产：改良主义与压制
就其是一场体制性运动来说，当下的工人运动在意识形态上是修正主义的，在筹划上是改良主义的，而在实践上则是专家治国论的。让我们逐条来论述这种境况所造成的后果。
在意大利，体制性工人运动在意识形态上的修正主义有着漫长的历史。从某些方面来说，这是葛兰西主义所造就的历史。相较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国家概念，葛兰西关于在市民社会内取得凌驾于市民社会之上领导权概念，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创新(见博比奥，《葛兰西与市民社会概念》)。在这一概念的基础上，产生了最为关键的意识形态中介空间，这个空间根据全面坚持(comprehensive adherence)的模式被委托给工人运动的社会力量，将后者视为进攻社会生产力核心革命性进程的前提。所有这些都具有推翻这个提议的修正主义所无法否认的尊严。另外，这也与意大利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即前法西斯主义阶段)存在着对应关系，后来被重新提出，用来回应反法西斯主义政治行动的必然性。葛兰西主义中所包含的修正主义并没有让体制性工人运动的主题在意识形态上具有危机性。真正危险的是当下对从葛兰西那里推导出来的论述的利用。对领导权的提议需要对市民社会进行定义，但是在今天，市民社会已经死掉：它被吸纳进资本主义发展中，并且被社会中生产性劳动的统一体所重构。在这种情况下，取得领导权的过程完全臣服于对社会掌控资本以获取利润的不懈坚持—这种掌控重新组织市民社会，并且让其变成生产过程和权力结构中的投影而已。在市民社会意象崩溃之后的废墟上，出现了联合执政的概念、在“混合经济”中动员的政治以及在意识形态上对中产阶级的施压。尽管如此，阶级斗争的现实证明了拒不服从的领域的连续性，以及无产阶级主体在对抗国家的斗争中日益统一起来的趋势。
316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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