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想基于这些定义来重新提出资本的国家问题，那么我们就必须强调一些从马克思主义话语所生发出的要素。
1.所提出的定义在马克思的话语中具有动态的特征，并且对应于国家与资本之间关系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关系的不同阶段或者说质的飞跃。这条与趋势的实际运动相对应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筹划道路，就这两种关系来看，是从最小整合到了最大整合。因此，运动是从资本对国家最大程度的工具化，到资本主义国家在组织上最大化程度整合进市民社会。在阶级斗争的当下阶段，资本主义国家在结构上整合进市民社会，其程度已接近可预见的极限。在现实中，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被规定为“理想的总资本家”。在诸多方面它已经达到将自身的定义性范畴与“生产性资本”的定义性范畴联系在一起的程度。果真属实的话，今天所提出的根本问题是研究总资本家与当下国家之间关系所具有的结构性实质性，并且追踪其在组织上的体现，即日益整合进国家且为国家所操控的社会对资本再生产内的关联。处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所产生后果对立面的，必须要有关于国家一资本—社会关系的结构性理论，以及适用于这些相互关系结构性特征的政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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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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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3卷，前引，第810页。另，此段文字出自《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译注
②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3卷，前引，第810页。—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