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理论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危机的理论，同时也与旨在破除历史性的劳动阻力的方向性(directional)理论，具有辩证性的关联。因此通过危机理论，国家理论与工人阶级理论具有辩证性的关联。考虑到对结构性转型的历史性发展的确切分析以及将危机确立为转型的根本性环节，对国家和总资本家之间关系的结构性分析则只是被赋予了预备性的地位(见博洛尼亚、卡比尼亚诺[P.Carpignano]和奈格里，《危机与工人的组织》[Crisi e organizzazioneoperaia])。
3.考虑到以上的预设，对国家一总资本家之间关系的结构性分析以及对危机中修补的准确规定，应该被带回到对赋予变革以意义的阶级机制(以及阶级之间斗争的力量关系)的分析中。共产主义政治策略诞生于国家结构理论、危机理论和阶级理论三者在趋势上的一体化进程中—这种一体化在工人阶级政治构成的各个单独层面上都不断被重提。任何否定在确定的阶级实践基础上存在再度一体化和重新奠基真实趋势的“区域性的”分析，都可能陷入无意义状态，如果如下情况属实：“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只要这个头脑还仅仅是思辨地、理论地活动着。因此，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必须始终作为前提牢记在心中”①(《大纲》，第101-102页)。
最近的共产主义国家理论广泛地探讨了这些主题。我们会抓住讨论的主线，按顺序对这些主题进行讨论。
228
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
147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前引，第43页。中译版最后一句话是：“主体，即社会，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本文翻译根据英译版原文有所修改。——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