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充内容：资产阶级理论的诡辩、影射和自我批评
尽管共产主义国家理论似乎只是以蜻蜓点水的方式考察工人阶级的存在，但资产阶级理论——尽管系统性地否定或神秘化或者无论如何，去调节工人阶级——却专注于工人阶级，且被迫根据其政治上的效果去衡量其理论上的有效性，这无疑是最为古怪的事实。尽管资产阶级理论不可能将工人的主体性(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是一系列的工人阶级实践—无论这些实践是自发性的还是有意识的，是劳动力还是政党所特有的——这些实践无论如何在资本的辩证法中是积极的)视为理论上的事实，但它处理工人主体性涌现的实质性以及随之而来的后果的方式，让资产阶级理论的场域比无产阶级理论的场域要更加关注这些发展，这无疑是非常吊诡性的。①本文无法追问背后的原因——这只是修正主义众多错误中的一个！更为有意思的是去考察资产阶级理论如何处理国家问题，虽然这种理耿耿于怀——就好像这是一个需要祛除的魔鬼—于工人大量的存在。
现在众所周知的是，国家理论的发展—从凯恩斯到新政—如何因为对巨大的资本主义危机(发生于1917年布尔什维克夺权之后，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原因的反思而成为可能(见第二章)。因此而出现的国家概念是基于在技术上再结构化工人阶级(从专业工人的范式转变为大众工人的范式)的诸多努力和让国家成为对资本主义发展进行有计划和改良主义性调节的动力机器的尝试。①经济学听从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革新，其他用于社会剥削的学科也是如此，如社会学，人类工程和城市研究。在凯恩斯主义中，关于发展的根本性假设得到确认；根本性认识的二元性在持续且稳定的调节中，在对诸如利润、发展和扩大再生产等资本关键范畴的恢复中，被转译和重组。“停滞论”(stagnationist)学派并没有真正大刀阔斧地修正凯恩斯的框架;他们视野的悲观主义并没有改变他们的理论框架。②要修订理论框架，还要等上一段时间—这是一个悲剧事件频发的阶段，从均衡残余幻觉的坍塌到工人阶级力量的出现—如果没有这种修订，这种力量将无法压制。
第四章 共产主义国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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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除了意大利的作者之外，这个论断引人关注的例外还包括E.P.汤普森和汉斯-尤尔根·克拉尔。见第七章《本体论与创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