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资本形象的彻底辩证化是二战之后资产阶级经济学所带来的后果。这种科学发展的条件是什么？其对资本主义的国家形象有何影响？皮埃罗·斯拉法(Piero Sraffa)——经济学行为领域内资产阶级创新者中最为突出的理论形象—所采取的路线最为广为人知(见《用商品生产商品》[ProductionofCommoditiesby Means of Commodities])。他的起点是拒绝(并批判)所有的试图提出一种市场理论的古典经济学尝试，因为他宣称，不可能从(从被包纳的劳动一价值来看的)利润率的形成推导到利润率的一般理论。凯恩斯关于重构资本范畴可能性的乐观结论则因为如下分析而被摧毁:该分析消解了对资本决定性要素之间所有关系进行资本主义调节的可能性——或者我们可以说，除了一个关系之外的所有关系：“某种利润率依然是工资的线性(linear)功能”(克劳迪奥·拿波里奥尼[Claudio Napoleoni],《论作为循环过程的生产理论》[“Sulla teoria della produzione come processo circolare”],第52页)。因此经济理论被塑造为有意识的分配理论，在这种理论中，所有决定内部生成的分配性质的要素都消失了，而阶级之间力量关系的外部性则具有决定性地取得优先地位。正如拿波里奥尼所说，从这个视角来看，斯拉法只不过是“在原则上为如下做法——在当下试图将经济讨论限定在准备实用计划手段的界限内——提供正当理由”(第59页)。其他人给出更为具体的看法，认为斯拉法的作品只不过代表了对列昂季耶夫这位伟大的孟什维克计划者的代数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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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
①见博洛尼亚等，《工人与国家》(Operai e Stato)，以及赫尔曼·范·德·威(Herman van der Wee)编，《重访大萧条：论 20 世纪 30年代的经济学》(The Great Depression Revisited: Essays on the Economics of the Thirties)。
②见谢克尔(G.L.S.Shackle)，《高蹈理论的年代:经济思想中的创新与传统,1926—1939》(The Years of High Theory: Invention and Tradition in EconomicThought，1926—1939);阿恩特，《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教训》;埃尔文·汉森(AlvinHarey Hansen),《停滞的完全恢复?》(Full Recovery of Stagnation?)以及《财政政策和商业循环》(Fiscal Policy and Business Cyc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