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仔细考察，我们就会看到，在面对因为与可变的工资不可控制的运动的冲突而导致的资本范畴的解体时，是有计划的国家形象成为核心要素:在“资本”范畴无法再起到调节作用的地方，“国家”的范畴取而代之。然而，国家的形象在这里被偷偷改变了，正如它在马克思主义结构理论中所遭遇的那样——换言之，不是作为市场主导的简单替代物，而是具体的革新和决定价值增殖要素的能力，即便只是在调节分配的力量关系中。资本的概念在国家的形象中得到了重构，而价值的概念不再是实体或度量，而只是国家去调和社会对抗的意志的表达。作为对这些结论的吊诡性肯定，有位经济学家补充说：“去处理分配理论的最好方式，同时再度将阶级斗争的现实引入这个根本性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就是将如下两者结合起来:斯拉法工资率和利润率的关系;我们——主要从马克思那里——所基本不知道的关于现实现象和货币现象的交叉关系”(多门尼科·努蒂[Domenico Mario Nuti]，《庸俗经济学与收入分配》[“Economia volgare e distribuzione delreddito”],第271页)。这等于是说：“让我们将资本一阶级关系的外在性再往前推，让我们将其更为绝对地置于对货币与国家进行强大且全面的神秘化的平面。”
第四章 共产主义国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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