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写于1975年，作者奈格里。当时正值意大利的财政和政治危机，因此就像第四章一样，本文旨在质疑意大利共产党和执政的天主教民主党之间所进行的“历史性妥协”政策。除了这个直接的论战目标之外，本文还意在批判如下作者：他们认为有可能不需要支持福利国家，并且提议用紧缩手段去处理因为不断增加的公共债务而带来的经济危机。从地理上来说，国家的财政危机不仅限于意大利；从历史来看，也不仅限于20世纪70年代。这种危机已经成为当下国家的核心功能，让其成为正当化和积累的代理者。削减公共支出和国家财政力量的技术因而也削弱了国家的行政力量。另外，对抗国家的社会势力的权力导致了如下结果，即对公共支出、对我们称为“社会工资”的任何削减在实际上都不具有可行性。换言之，福利国家不只是当下国家的一个可能形象；它已经成为其核心且不可扭转的要素。
从本文行文可以读出20世纪70年代中期意大利境况的紧迫性。这段时期的政治斗争波及社会部门(同时在工厂之内和之外)的各个方面，并且以新颖且强大的形式得到组织。意大利国家当局以紧急措施如雷亚莱法(Legge Reale)①来应对社会动乱，这增强了警察和司法部门的权力，但是反过来又加剧了社会动乱(关于这段时期的历史背景，见贝拉迪[Franco Berardi]，《自治的解剖》[“Anatomyof Autonomy”])。在财政、政治和法律危机的背景下，公共支出的难题为判断社会对抗力量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提供了重要方法。
第五章 国家与公共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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