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并且推翻阿尔特瓦特所表达的观点(见前文《对国家结构性分析的发展》)，从而推进讨论，这或许更有价值。在阿尔特瓦特的论述中，对国家干预资本主义所表现出的“边缘性”或“残余性”特征有着强烈的坚持，即便是从客观主义观点来看。他并不否认国家的计划性干预，只是以超经济的术语来对其进行定义。这种立场的局限似乎在于如下事实，即对国家以超经济的形式进行化约—在国家本身被定位于其计划的权力之后—并没有把握住资本关系所具有的政治与二元性质。如果我们从辩证的观点来重新审视阿尔特瓦特的直觉，那么我们会看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寄生性与恐怖主义的残余再度出现，成为如下要素的直接功能：生产剩余价值的关键困难、工人斗争的水平与强度，以及利润率下降与平均化(flatteningof the rate of profit)所呈现出的新形式。政治分析可以追踪这个过程，聚焦于在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形象中所总结的资本主义生产所呈现出的“二元特性”。“二元特性”不仅仅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综合的所有层面上的阶级对抗的再度出现，也意味着在今天，在危机的语境下，并且面对着其永恒的工人母体，对抗的加剧以及综合条件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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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