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现代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好像是社会中的先验存在物。资本似乎没有他者。社会资本不再只是协调者，而是好像真正成了社会生产领域中的生产者。资本一直梦想取得自主性，从而一劳永逸地让自己摆脱劳动。特龙蒂(MarioTronti)在20世纪60年代初写道，“资本的政治史就是资本试图从阶级关系中脱离的历史，”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资产阶级以对工人阶级各种政治统治形式为工具，试图摆脱无产阶级的历史”(《拒绝的策略》[“Strategy of Refusal”],第32页)。在后现代时期，在资本对劳动的实质吸纳阶段，资本似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独立。随着其生产基地在第三世界的扩张、某些种类的生产从全球北方转向南方、市场无处不在、货币流通顺畅无阻，资本真正变得全球化了。然而资本主义关系在后现代的普遍化还有另外一副面孔。随着特定的资本主义剥削形式越出工厂的高墙，并贯穿所有形式的社会生产，对这种剥削的拒绝也在社会领域内同等地普遍化了。虽然后现代时期带来了全球范围内的资本主义管控社会，但同时也带来了反抗这些生产关系的活劳动的对抗以及扩张至前所未有边界的共产主义潜能。这些新的对抗形式以及相应带来的另类选择就是我们研究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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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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