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投资就是在其他要素不变的情况下能够提高给定劳动力数量生产率和利润率的项目与服务。社会投资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国家融资建设的工业开发园区。社会消费就是在其他要素不变的情况下能够降低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并且提高利润率的项目和服务。社会消费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社会保障，社会保障在降低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同时还能够扩大劳动力的再生产能力。第二个范畴社会费用(social expense)包括保持社会和谐——为国家履行“正当化”职能——所必需的项目和服务。①（《国家的财政危机》，第6-7页)
当这种区分—虽然从分析上来说并不令人信服，但却有其用处(见高夫，第71页注释)——被单边性地用于定义各支出部门之间非均衡的差异和区域时，就会变得非常危险。通过这种方式，非均衡、危机以及最为重要的通货膨胀，在凯恩斯的视角看来，被认为在组织分配过程的失灵中客观地出现。这种目光并没有超越这一微小的障碍；它制约了自己，不敢去触及社会关系的物质性和力量，而这些社会关系主导着部门的划分和被决定的不成比例的支出(或分配)。赫施注意到奥菲的作品，并且认识到，“必然的是，通过这种方式，社会’的概念被还原为现象学上的结构概念”，而国家被剥夺了阶级的概念—而后者正是国家为了主宰再生产关系而对社会进行(具有政治性的)结构性干预时所特有的特征(《对政治体制的分析》，第87,91,93页)。
第五章 国家与公共支出
285
①奥康纳可能是在奥菲对国家政治结构分析的基础上作出这些区分的。(中译文见奥康纳，《国家的财政危机》，沈国华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6页，译文略有改动。—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