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权力和共识的，以及对分化性力量和参与性力量的)正当化的何种原则能够延续资本主义对当下发展的主导？在国家的社会积累领域，并不存在正当性原则这是毫无疑义的。由国家所进行的社会剩余价值的积累在日益加剧的对抗基础上展开。资本将这种对其结构的认识进行了神秘化，并且将这种对抗的效果称为公共干预的优先项以及选择问题。②事实上，财政政策令人痛恨，对社会协作、间接具有生产性的劳动、边缘化以及群众的科学创新能力的剥削也是如此。国家的资产阶级计划者认识到了这种情况。③在这个全面的公信力危机中，唯一真实的正当化环节被带回到商业公司的原则，带回到资本家一方的对剩余价值和生产力生产的攫取的最高层级上。以国家形式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拓展必须服从于这些层级的生产力，将它们作为定义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根本环节。重新取得高利润率(即被神秘化为利润的生产力和剥削)成为通过国家来发展社会积累的前提和标准。资本主义发展最初阶段的典型境况就这样被颠倒了:国家进行积累，商业公司进行正当化，推动(在生产力的意义上)同意——这是处于最为成熟发展层级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当性的根本要素。于是商业公司成为发展的支柱(马克思意义上的支柱[Träger])—成为其特质和定义的支柱。生产力作为社会生产关系的稳定(valorizing)要素，成为总体过程的正当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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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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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奈格里，《计划者—国家的危机》(“Crisis of the Planner-State”)以及 《反对工作的工人政党》(“Partito operaio contro il lavoro”)。
②干预将政治科学和计划理论的根本问题带回生产社会化的根本性对抗中的尝试，赫施提供了非常清晰的例证。见《对政治体制的分析》，第85，128-130页。
③对在西德所发展出的“计划讨论”(Planungsdiskussion)的参与证明了这种“消极的”意识。赫施在《对政治体制的分析》中提供了这些参与者的参考书目,第88,93-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