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回到公共支出就会看到，如果这是资本主义对社会剩余价值进行剥夺所表现出的形象之一(或许是根本性的形象)，那么它就必须屈从于商业公司的生产力的规范。我们已经指出，由于结构性的原因，这当然不可能，但这并没有解决问题。事实上，这个过程从这个矛盾的角度来呈现自己：以商业公司的名义所判定的纽约市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在资本积累一再生产的量中就直接具有恢复能力的生产能力，而是意味着重新提出压制性、排他性和恐怖性的统治逻辑，去对抗协作性、智识性和创意性劳动的不可压制的质。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一层级，公共支出的比例和数量必须通过商业公司的权威提出，并非因为这改变了体系的平均生产力（已然封闭在积累的量连同社会斗争与利润率下降之间的对抗中)，而是因为这合法地推行、再提出和批准资本主义统治的逻辑。
一如既往地，资本主义发展的所有矛盾都具有两面性。这种对积累一正当化关系的颠倒如此一来国家现在决定前者，商业公司决定后者—就其工人一方而言，揭示了无产阶级斗争的新的方面与可能。在商业公司向工资敞开以保障生产力和利润率的这个特定环节—同时赋予国家以在社会层面上保障工资本身的有效性并且让其在商品的社会流通中得到恢复的责任，巨大的断裂空间向无产阶级斗争开启了。这是在商业公司的生产力(作为得到发展的资本的正当化筹划)与积累的真正场域(这个场域既由国家所控制，同时也由全面的社会协作所控制)之间展开的空间和缝隙。
第五章 国家与公共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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