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的根本特征。
然而，资本主义公共支出的策略却试图去否定其所昭示的内容。如我们所见，它是迫不得已。如果如下情况属实，即国家的行为不仅压低了收入水平并且让压制边缘化，而且还成功地(在有保障收入的永久界限内)确立了新的相对差异化，那么这种策略就不能说是成功。我们将再次看到，国家会终结社会积累的职能与商业企业正当化的职能之间的关系(这是马克思所提及的用于反对懒散的工作习惯、旷工和“享受能力”的“共产主义”生产力和/或协作的神话①)。尽管如此，通过压缩公共支出的方式去否定新的阶级构成现实的尝试，却是非常有效的。
当间接具有生产性的服务性劳动、科学劳动以及社会知识所有构成要素都起到作用时—且不管直接在劳动过程中得到使用(或者暂时没有以这种形式得到使用)的活劳动，这就更为明显了。已经有大量文献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领域中的发展趋势。②社会知识总是以更为清晰和更为肯定的方式进入对确定的历史形态的综合之中。社会再生产的机制在其所有根本性的结构中—从经济结构到基础结构，从交往结构到政治结构——变得越来越科学。在社会对资本进行再生产的连续过程中，社会知识在当下集聚起来，并成为现实的东西。然而，对间接具有生产性的人类活动的储存，这个在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领域中被用于与商品相交换的总的活劳动却被资本主义操控所统治、分化和区别对待。从剥削即从实现交换价值的社会流通的角度而言，它被当作总体性，但是就它被自己表征为生产性劳动而言，它被推向了在社会上无关紧要的边缘地位。当然，资本必须自愿去批准某些条件，从而实现对总的生产性社会劳动的“自发性”再生产，但是它日益是在再生产的“自然条件”的意义上采取如此策略，这种条件的价值被神秘化，同时也被贪婪地吸纳进资本主义对管控的重构之中(马西莫·卡奇亚里[Massimo Cacciari]，《工作、发展与“社会大脑”》[“Lavoro，valorizzazione ecervello sociale'”])。这种完全客观主义的对立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一个阶段—这时我们将“生产力”理解为“科学、一般社会知识、劳动的质量、劳动的社会性、自然、机器、对劳动的组织等”(罗曼诺·阿尔夸蒂，《财团与政党》[Sindacato e partito],第165页)。这种对立因为生产力完全臣服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操控，而彻底得到解决。在这个框架中，公共支出完全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支出，是为了资本主义再生产而进行的投资。资本主义对具有创造性的总的社会劳动力的否定，不可能彻底实现。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在工资维度，在对社会劳动力进行再生产的部门，我们再度发现了资本主义对工资所采取行动的一般特征：坚持不懈地削减必要劳动，并且攫取最大量的社会剩余价值——其贪婪和残忍我们在任何工厂都能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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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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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奥菲《工业与不平等》(Industry and Inequality)的序言。
②关于这些主题，见乌尔里希·罗德尔(Ulrich Rödel)，《研究中的优先 选择与经济发展》(Forschungsprioritäten und technologische Entwicklung)；卡尔·罗尔 肖森(Carl Rolshausen)，《科学与社会再生产》(Wissenschaft und gesellschaftliche Reproduktion);以及曼德纳(J. H. Mendner)，《技术发展与劳动过程》(Technologische Entwicklung und Arbeitsproz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