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只能立足于总体性的场域，去对抗国家压制新的生产主体的革命性重构所产生的后果。只有对无产阶级和活劳动(这个独一无二的独立的生产性力量)以共产主义为指导、重新夺回生产力的行动进行活生生与集体性正当化的行动，才能回应资本主义国家在其重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正当性。当国家的正当性迫于形势与针对工人阶级的恐怖与破坏力量接合在一起，只有夺取权力的斗争—用权力反对权力，以恐怖还击恐怖—才能够为工人斗争赋予尊严。整个资本主义重构都(不计代价地)聚焦于摧毁生产性社会劳动的新的构成及其政治潜能的计划。整个制度性重构的过程都同等程度地指向旧的、形式的合法性实例与新出现的功能性必然性之间的中介，以期让其自身产生效果。资本主义再规划过程的规范性灵魂就是利润率下降法则，以及对如下现实的认识：(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文明的丧钟敲响了。这里国家与新的无产阶级主体之间的张力关系只能是毁灭性的。在资本一方，如果说一切都从短期来看问题，且毁灭的意志散发出悲观和幻觉的气味，那么在工人一方，毁灭的意志就是可怖的，因为它与我们—长期来看——终将胜出的希望和笃定是接合在一起的。今天从阶级的视角对权力所进行的分析越来越乏味。根本是要注意新的无产阶级主体的实践及其日常行为永远也不可能获得的合法性。对权力的分析，即对老板在政治上所作“回应”的分析，在此任务完成之后才能开始。
第五章 国家与公共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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