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及其集体理性对此心知肚明，并且基于这一认识而行动。这就是公共支出在压迫性的资本主义操控的非理性中得到改良的地方。然而也正是在这里，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和价值规律一起破产)让位于简单的(tout court)“对政治的批判”—并非单纯寄希望于政治强力的政治批判，而是首要去处理操控及其制度性组织问题的批判，且这种批判服务于社会生产。这里有可能去揭示，价值规律的消失以及用政治性的计划(以及重构)法则替代市场计算的做法，为工人阶级斗争所开启的功能性和结构性的矛盾。①
第五章 国家与公共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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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奥菲，《理性标准和政治一行政行为的功能问题》（“Rationalitä- tskriterien und Funktionsprobleme politisch-administrativen Handelns");弗雷博豪 斯和施米德(Dieter Freiburghaus and G. Schmid)，《政治计划的技术》(“Techniken politischer Planung”);威利·埃勒特(Willi Ehlert)，《政治计划，以及剩 下的内容》(“PolitischePlanung -und was davon übrigbleibt”);以及沃尔克· 荣格(Volker Ronge),《研究政策的去政治化》(“Entpolitisierung derForschungspolit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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