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以更为具体的方式来面对这种话语中的术语，这就意味着将讨论带向更高层级的抽象化，同时展示工人(以及资本家)在价值规律得到实现的环节，废弃价值规律障碍的核心路线(见罗斯多尔斯基，《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序言)。换言之，生产性劳动的社会化以及价值规律对社会的彻底主导历史性地决定了一系列的国家行为，这些行为否定了价值规律的自发层级—在“社会主义”社会和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都是如此。①在这两种情况下，价值规律只是在国家“强制的控制”(en-forced control)下起作用。我们将社会主义社会的这种现象称为“官僚化”，将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情况称为“极权主义”，但结果并无不同。我们不应该陷入韦伯式的幻象，以为卡里斯玛式革新的出现能够让价值规律顺利运行并且确保计划的顺利。事实是，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辩证关系中，价值规律作为对剥削进行组织的根本条件而起作用。价值规律的实现过程也实现了剥削，并且决定了不服从的反抗行为绝对特别的条件，其所采用的方式让法律运作的自发性也受到了深刻的调节，其原因在于这不是一个确定的生产性安排，而是其自身的实现所决定的生产性力量扩张的障碍。因此只有操控—不大可能以社会劳动的表达呈现出来—在这里代表了价值规律的延续性，也正是在这里，新的无产阶级主体的全部实践表达了对这个阻碍生产能力的障碍的无可容忍和奋起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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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
①关于社会主义国家,见雷纳特·达姆斯(RenateDamus)，《作为计划手段的价值范畴》(Wertkategorien als Mittel der Planung)。我们从关于工人斗争的报告中得知，在苏联这种“强加的控制”也源于计划过程。例如可见，霍卢班科(M. Holubenko)，《苏联工人阶级：不满与反对》(“The Soviet WorkingClass:Discontent and Oppositon”)。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类似现象，见豪泽曼(H. Häussermann),《作为政治革新问题的行政组织》(“Die administrative Or-ganisation als Problem politischer Innov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