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的角度被提出来，改良主义者会创造出什么样新的对抗。改良主义者将公共支出视为直接或间接具有生产性的支出。他们自然倾向于对公共支出的管理进行理性化，从优先考虑计划的角度对其进行规划，并且利用它去指导发展并影响发展的方向，这些都是正确的。然而正如我们已经认识到的，在这些形式性的标准之外，还存在着社会积累形式与其正当化来源(度量和比例)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阶级矛盾，揭示了生产性社会主体趋向于统一化的趋势以及从其自身标准来看所提议的商业公司正当化标准的非理性。当矛盾在阶级的意义上成为主体性的，那它也具有了爆炸性。随着工人阶级关于相对工资所施加的政治压力以及——主要是在当前阶段——反对资本主义劳动的斗争成为工人对新出现的生产力(它也要求报酬)的期待，公共支出的压力变成工资压力。
在这个矛盾的网络中，试图让公共支出理性化的努力——这种理性化必然要服从商业规范并且解释国家的商业形象—必然直接具有压迫性。这之所发生，与其说是因为它利用国家的镇压性权力工具(及其所有不断滋生的各自独立的机构)以服务于这一目的，不如说是因为它在无法解决的结构性矛盾的紧张局势中利用了它们。如果社会主义不可能，那么改良主义则更加不可能。事实上，所有的改良主义实践都是压制性的。①
现在逐渐清楚的是，官方工人运动的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所遭遇的不仅是它们所定义的阶级关系概念破产的冲击。在它们筹划的不合理之外，还有一种意志上的不合理，这种意志被不计代价地用于去实现旧的设计。改良主义一方对于资本主义再结构筹划的拥护源自如下的必要性，即去积极压制无产阶级主体，后者正在走向团结、给国家预算带来压力、要求向被攫取的社会劳动支付报酬并且向秩序的关卡施加压力，这个秩序被用来为让商业利润主导社会协作各个方面的帝国提供正当性。积极压制无产阶级，对生产性的社会主体进行再结构化，分化劳动力市场，为摧毁工人力量的流动性进程保驾护航，并且以恐怖主义的方式让所有社会阶层边缘化—这些行为在意大利以及所有在社会民主管理之下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成为改良主义的基础和基本内容。改良主义“第一阶段”的内容正在得到拓展，并且已经成为重提毫无可能性的社会主义的意志的基础！在这里，这种意识形态筹划的失败与当下改良主义的压制性实践是完全无法分开的。
第五章 国家与公共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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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卡尔·海因茨·罗特，《1880年至今的“另类”工人运动和资本主义压制的发展》;以及波尔布林克(C.J.Bolbrinker)，《作为组织问题的阶级分析》(Klassenanalyse als Organisationsfr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