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这种情况下谈论再度占有是没有意义的。这就等于是提出维持国家操控的社会主义选项！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必须实现的是某种认识，即某些行政部门和人员也参与进工人生产的社会集体，以及甚至可能在敌人的领地上出现斗争的可能性。行政部门内部的斗争可能会更像是间谍和告密人员的行动，报告敌人的行动并且煽动动乱。这是避开提出对国家操控和国家机器进行“另类”应用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唯一方式，并且可以破除“自上而下革命”的神秘化。因此，真正得到提议的是拒绝操控的战略以及非正常使用行政功能的战术—以此作为在行政管理内部展开的阶级斗争实践。当然，只有当我们认识到行政职能在事实上具有生产性没错，是间接具有生产性，但的确生产出了剩余价值—所有这些才有其可能。
最后，基于对公共支出的分析，我们可以着手将政治上的战术与战略路线统合起来，另外，我们可以着手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构成进行研究，并且特别关注如下新的阶层，这个阶层已经受到了生产方式的社会化以及他们生活与斗争条件的无产阶级化的影响。当公共支出作为社会控制体系而得到进一步扩张时，关于公共支出的政治一方面波及了新的社会部门，将它们带向与国家的潜在冲突中，另一方面也在国家机器之内，在国家的行政人员中，创造出了阶级矛盾。清晰地认识到这些现象，并且在研究与政治实践中深入挖掘——我们比过去能够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可以在阶级分析方面带来重要的创新。在马克思主义中潜在的讨论或多或少已经给出，但是依然需要创造性的深入分析。在这个讨论中，我们必须给国家行政的主体—他们为国家工作，既是剥削的主体，也是资本主义操控的传达者——做出榜样。这项工程将需要对国家进行分析，对政治和行政进行批判，并且推进对工人阶级政治构成的分析，所有这些都与改良主义对权力、国家以及行政职能的认识相对立。
第五章 国家与公共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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