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支出的政治性和结构性矛盾中另外一个极端重要的因素，与对国家的分析以及行政雇员在管理支出中所起到的作用相关。这涉及对行政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化。正如我们所多次强调的，考虑到国家的作用越来越内在于积累的发展，我们应该考察哪些矛盾与国家对社会资本的管理相关联。将这些行政上的作用定义为具有生产性的趋势已经悖论性地因为如下因素而昭示出来：资本向这些作用施加很大压力以使它们具有生产性。这并非只是科层制的理性化。这里行政管理的运作具有了间接的生产性(在生产剩余价值的意义上)，因为行政管理过程的运转将社会积累与商业正当化的过程勾连了起来。行政雇员的角色在这里直接就具有了矛盾性，因为一方面，这些人员构成了社会劳动过程的一个阶段，另一方面，他们被要求去管理那种劳动以获取利润。最终说来，扩大和确保公共行政管理的生产力意味着从彻底的资本主义效率的角度来解决这个矛盾。然而，这个矛盾是巨大的。首先，一旦意识到自己是生产性社会构架中的参与者，这种意识因为被完善国家机器的努力所驱动，总会不断进行扩张。其次，资本主义对于国家机器的操控缺乏合理性，这带来了危机的环节，而且有时还会带来拒不服从的要素。当然，参与、专家治国论、改良主义和官僚主义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对处于这些社会阶层的雇员们有着深刻的影响，然而也许这种影响还不够彻底，也许这种意识形态可能因为源自资本主义社会化的矛盾和对抗而受到挑战并最终被打败。无论如何，这种意识形态容易受到质疑并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容易被无产阶级的组织和行动所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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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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