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样的任务，我们不是直接提出一个筹划，而是像马克思那样，阅读并且批判资本的理论与实践。马克思是通过阅读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并且研究英国的工厂立法而展开自己的工作的；在本书前面的章节以及在其他地方，我们关注了像凯恩斯和凯尔森这样的作者，分析了从法治国向社会国家的转变；现在我们要提出，在约翰·罗尔斯，理查德·罗蒂和查尔斯·泰勒等人的作品的语境下，来解读当下国家的法律与经济行为。我们不是出于释经学的兴趣来解读这些作者，而是要考察我们能从他们那里—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国家一形式、国家对权力的配置、国家的剥削机制及其对社会对抗的生产等—学到什么。这会赋予我们以坚实的基础，来认识从这个新的领域所涌现出的社会主体性，并且提出当下的共产主义潜能。
罗尔斯与革命
罗尔斯将自己的作品定位为这样一种筹划：为正义和民主理论确立和阐述出一个合理的与形式的基础，如此一来其论断的效力只需要奠基于在一种理想的道德理论—一种“道德几何学”——的展开中所出现的必不可少的关联(《正义论》[ATheory of Justice],第121页)。罗尔斯邀请我们基于哲学上的融贯性、奠基性契约时刻的道德必要性及其所启动的进程，来接受或者拒绝其关于正义社会的基本结构的观点。罗尔斯的很多批评者质疑“在永恒的相下”(subspecie aeternitatis)的普遍的道德理论的完备性，主要关注的是这种先验基础在哲学上的不完备性。①还有批评者关注的是这样一个基础所隐藏的关键前提:他们论述说，奠基性的理性原则只不过掩饰了力(force)与统治的关系，正是这些关系在有效地组织社会。②尽管对罗尔斯的唯心主义的禁欲主义的批判是合情合理且非常重要的，但对我们来说，罗尔斯筹划中令人激动的地方恰恰在于他对于自由和平等的激情，这种激情经常迷失在其抽象的论证段落中。我们提议对罗尔斯的“道德几何学”采取反其道而行之的态度，将其视为与时代同步，并且积极参与确立可行的法律安排来治理国家的政治筹划以这样的方式来解读《正义论》。我们想要政治地阅读罗尔斯;也就是说，在最近几十年政治发展的语境中，将其置于其理论所反映的权力关系的烛照下。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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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