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生产的奠基性角色的弱化，随着资本主义“摆脱”生产主义的(productivist)模型和劳动的“拜物教”并且以自动机器的形式表现出来，流通和分配就变得至关重要，成为维持资本主义体系的命脉(《大纲》，第517页)。流通在实质吸纳阶段是激发资本主义体系的动力。杰姆逊已经指认出对于流通过程日益加深的依赖，或者说“流通对生产的替代”，与之相伴的还有得到更新和强化的市场神话(《后现代主义与市场》[“Postmodernism and theMarket”],第272页)。自主市场的意象以及资本摆脱劳动获得自主性的梦想为当下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提供了一个支柱(正如我们很快将认识到的，这是一个虚幻的支柱)，这个支柱引导经济分析聚焦于流通。
当资本主义经济学不再被迫将劳动视为首要的社会生产者，同理，法律理论也就不再需要将劳动视为规范生产的实质性渊源。然而法律理论上的这个转变有利有弊：一方面，无视作为社会与规范生产渊源的劳动会让体系摆脱对抗和动荡的核心焦点，但另一方面，这也让体系失去了根本性的实质支撑。劳动，具体说是抽象劳动，其起到的作用是充当铰链，连接形式宪法与物质构成；它作为基本规范发挥作用，整个体系的效力都奠基其上。既然法律理论无法再依赖于劳动，它就必须找到另一种解决方案来解决法律安排的统一性、阐发和正当性问题(见第三章《第一个法律上的后果》部分)。其中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将对形式吸纳的神秘化、生产性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中的消失都当作现实，然后发展出后现代的法律概念——这里后现代的意思是，规范生产被提升至完全抽象的层级，提升为模拟的模式(a mode of simu-lation),这样一来法律体系就包含对等符号(equivalent signs)的一般性互动、流通或者交换。①后现代法律认为自身是对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的批判：批判将社会价值增殖奠基于劳动的范畴，批判形式宪法奠基于社会的物质构成。后现代构成不能聚焦于生产，只能聚焦于法律体系中规范和权利的流通。
第六章 后现代法律与市民社会的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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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1卷，前引，第94页。—译注